专论 | 叶磊：从商人到帮凶：胜间田善作在海南岛活动的多元面相（1896—1940年）

从商人到帮凶：胜间田善作在海南岛活动的多元面相(1896—1940年)

摘要：胜间田善作是日军侵入海南岛以前在岛上长期活动的“唯一之日本人”，探讨此个案有助于我们认识在日本国家影响力相对薄弱的地区，其侨民个体的活动特征。为英国罗斯柴尔德博物馆采集生物标本是胜间田前往海南岛的契机，但其成果对当时日本生物学界的实际影响相对有限。胜间田善作的商业活动契合当时日本对华倾销工业品与掠夺原材料的经济扩张需求，其个人利益与日本的国家政策趋向结合。胜间田长期以来积极协助日本外务省与“台湾总督府”等政府机关处理涉琼事务，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更是直接服务于日军的侵琼作战行动与殖民统治活动。此个案表明，近代以来日本推行的对华扩张政策，使在华侨民的个体性被逐步消解，并最终被统合到日本侵华的历史脉络中。这种统合得以实现的原因，除了国家层面上日本官方的推动，还应包括个体层面上在华侨民自发趋利与主动配合的因应。

关键词：胜间田善作    海南岛    “台湾总督府”    日本海军

胜间田善作(1874—1940年)，日本静冈县人，1896年应英国罗斯柴尔德博物馆的委托前往海南岛采集生物标本，1940年以日本海军嘱托身份病死于海口，长居海南岛达四十余年，其间进行了标本采集、经商与协助日本各机关实施对琼政策等多方面活动。作为1939年日军侵入海南岛以前长居此地的所谓“唯一之日本人”，胜间田被当时的日本舆论称为海南岛上的“日本之眼与手足”，以一介侨民身份充当了日本在琼支点的角色。

战后日本方面曾编撰《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之历史调查》系列丛书，对近代以来的海外日本侨民活动进行全面回顾，其中海南岛分册提到了胜间田善作其人，指出其经营的“胜间田洋行是海南岛唯一之日本商社”，但未做具体展开。国内学者对胜间田在琼事迹的不同面相已有一些介绍，并推论其活动具有侵略性质，不过尚缺乏整体系统的梳理，相关论述亦多为现象层面的描述，较少触及其个体活动与不同时期日本对华政策之间的互动机制。在华日本侨民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群，学界对该群体已进行了不少探讨，揭示出侨民的活动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动向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但就地域范围而言，既有研究的关注视野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地区与各主要通商口岸，均属于近代以来日本的军事、外交或经济等方面势力辐射较强的区域，而胜间田所在的海南岛则恰处在日本官方长期以来“鞭长莫及”的地带。因此，探讨此个案有助于我们认识与把握在日本国家影响力相对薄弱的地区，其侨民的活动特征。

一、渡琼契机：胜间田的标本采集活动

胜间田善作，原姓石田，1874年2月4日生于日本静冈县富士山御殿场印野村一个普通农家，1887年印野村立小学毕业后即在家中从事耕田、养蚕等农活。1890年春横滨山下町奥斯顿商会负责人、为英国伦敦罗斯柴尔德博物馆服务的标本商阿伦·奥斯顿(Alan Owston)来到印野村，其此行目的是采购生物标本，提出的收购价格颇为可观，如一枚鸟卵可达日元一钱至三钱，而当时日本农村一枚鸡蛋的价格不过为五厘至一钱。胜间田祖辈以来有在山野行猎的传统，熟悉山林活动，两人便达成了标本供应协议。胜间田很快展露出在标本采集方面的天赋，渐获阿伦·奥斯顿的信赖，一些特殊鸟类的订单专门委任于他。应阿伦·奥斯顿的委托，1895年胜间田还前往琉球进行为期一年的采集活动，收集到黑莵等八种珍稀动物的标本。这些标本被罗斯柴尔德博物馆送到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荣获一等奖，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Ferdinand Rothschild)本人专门致函称赞胜间田的手艺。

1896年阿伦·奥斯顿代表罗斯柴尔德博物馆，再次委托胜间田前往海南岛长期采集标本，其提出的报酬非常丰厚，包括给胜间田本人投保“高额生命保险”与负担“此期间胜间田一家之生活费用”。地处亚热带的海南岛动植物资源丰富，很早以来便受到各国生物学家的关注，如1866年英国植物学家汉斯(H. F. Hamce)曾前往海口、琼山一带采集标本，发现不少新物种。胜间田接受了这个委托，于1896年7月10日搭乘“若狭丸”号轮船从神户出发。当时日本没有直通海南岛的渡轮航班，胜间田抵达香港后向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求助，领事馆方面非常震惊，以危险为由加以劝阻：“当地没有领事馆，也没有一个日本人。”在胜间田一再坚持下，领事馆设法为他联络到一艘德国客轮。1896年7月24日，胜间田正式抵达海口。在海南岛期间他制作了大量标本，至1904年为止，合计鸟类260种、蛇类30种、兽类30种、鱼类30种与昆虫1120种等，其中的1种鸟类与3种昆虫尚未被生物学界发现，其成果扬名欧美，再次受到罗斯柴尔德博物馆的特别嘉许。

为罗斯柴尔德博物馆采集标本的工作，使胜间田由一名农家子成长为颇获认可的生物标本师，并促成了他前往海南岛的契机，这应属于侨民寻求个人职业发展的自发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胜间田采集的海南岛标本中亦有相当一部分被送回日本，甚至包括战前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参见表1)。目前日本研究者正在对日本国内保存的胜间田标本进行统计整理，其种类、数目与流入渠道等具体情况尚有待今后公布，但可以确定的是其总量颇为可观。

表1  台湾各馆馆藏的胜间田标本

资料来源：台湾博物馆、“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与台湾林业试验所植物标本馆等台湾各馆馆藏。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胜间田的标本对当时的日本生物学界并未产生多少实际影响。20世纪30年代日本鸟类学家蜂须贺正氏在参观伦敦罗斯柴尔德博物馆时，曾留意到标本收集者姓名的罗马字拼音“KATSUMADA”(胜间田)是日本人，感叹此人采集的海南岛鸟类标本是各国标本师中数量最多的，不过对胜间田个人的相关情况却了解不多。近年来，日本生物学界重新“发现”了胜间田其人及其成果。2017年9月15日在日本筑波大学召开的日本鸟学会年度大会上，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研究员、动物学家川田伸一郎肯定了胜间田作为海南鼹标本收集者的贡献。他与另一位日本动物学家安田雅俊指出，胜间田采集的海南岛生物标本，在英国伦敦罗斯柴尔德博物馆馆藏的部分“被博物馆管理者记录后受到研究者的调查、研究，而日本公立研究所馆藏的部分迄今为止却几乎完全未被利用”，而造成这个“遗憾”的原因在于“明治大正时期日本的哺乳动物学尚未成熟，对标本的收藏与应用并未形成制度”。可见，由于当时日本缺乏此方面的国家需求，胜间田的标本在本国生物学界处于被“遗忘”的状态。

二、产业“功绩者”：胜间田的商业活动

至1906年，胜间田善作在海南岛采集标本已满十年，罗斯柴尔德博物馆致函感谢其做出的贡献并提出一份为期20年的新合约——前往中国西南地区采集生物标本。这一次胜间田拒绝了，因为此时他在海南岛兼营的药行生意已渐上轨道。当时海南岛全岛竟没有一家专门药店，当地民众患病往往只服用草药。胜间田看准商机，早在1902年便于海口南门外47号开设“健寿堂”药房，销售日本药品及其他杂货。药房的生意日趋兴旺，营业额开业前半年为2000日元，第二年6000日元，第三年1.5万日元，第四年已达2.7万日元。当时东亚同文会的调查亦指出，胜间田的药房“销售甚佳”。

1922年5月，胜间田将药行升格为“胜间田洋行”，增设杂货部、贸易部，扩大营业范围。他招来印野村亲戚、明治药学院毕业的药剂师胜间田贞治专掌药品业务，并在海南岛各县设置两家分店与13个出张所，其业务一度扩展至海峡对面的雷州等地。此外，胜间田还着手推动海南岛原材料的对日出口。海南岛乃优良的亚热带农业地域，但由于灌溉、交通等开发设施相对落后，不少土地尚处于闲置状态。而日本大部分国土属温带气候，无法生产其国内消费的许多热带作物，如菠萝每年需从南洋进口40万箱。针对此情况，胜间田在海口郊外租下数万坪土地，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开办农场，他从婆罗洲引入的菠萝种苗经培育后实现了丰收，此外还大量种植益智药草等农作物，供应日本市场。

最值得一提的是胜间田开办的天蚕丝工场。天蚕又称枫虫或樟虫，与家蚕不同，是一种在枫树上放养的特殊蚕种，其主要产地为华南各省，海南岛的安定、乐会、陵水、五指山等地亦有出产。天蚕成茧后抽出的蚕丝，质地细韧，可加工为钓线。日本乃海洋大国，渔业上对天蚕丝的需求很大，每年需从中国大量进口，其总额达500万日元左右。日本进口的天蚕丝须经香港中转，在香港批发商的控制下，两广、湖南与江西等产地的收购商按照他们的订单直接向蚕农收购，日本商人无法涉足。

为打破华商既有商业网络，日本方面对此项产业早有措意。1901年2月，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佐佐木忠次郎教授通过胜间田入手海南岛天蚕种，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1907年10月，日本外务大臣林董命令驻广东领事上野专一调查当地天蚕丝生产状况。1908年，日本昆虫学家素木得一前往海南岛小五指山考察天蚕的饲养方法。1909年5月，“台湾总督府”嘱托、农林专家小西成章奉命来琼调查天蚕并寄回500颗天蚕种，调查期间其本人竟为瘴气所染，病死岛上。1910—1911年，“台湾总督府”经手胜间田购入3万颗天蚕种，在气候相对温热的台湾岛试养，“结果却并不满意”。

养殖天蚕的尝试失败后，日方改变了策略。1920年，日本中华企业株式会社派遣蚕业专家小松重利前往海南岛考察。中华企业株式会社是一家总部设在东京的日资企业，该会社的营业宗旨为“确立在中国之经济地位以实现从中国取得原材料补给、以中国之工业原料补充日本国内之工业”的目的，鼓吹对华实施“经济之战争”，而天蚕丝更是被其列入“事关我经济死活、必须实现旺盛输入”的工业原材料名单。

考察结束后，小松向胜间田提出请求：“此(天蚕丝)乃日本必需之物，生产物美价廉之产品便是为了日本之利益，阁下若有意，请一定要助一臂之力。”胜间田同意了，并制定如下经营方案：从农户手中收购天蚕茧进行取丝加工，生产工场设在琼山县屯昌，该地枫林茂盛，乃天蚕的优良产地。胜间田对天蚕丝的制作工艺进行改良，用醋酸代替土醋，并以马赛枧煮丝漂白，结果“出品甚佳”，获得日本商行“上等且价廉”的好评。其天蚕丝产品绕开香港批发商直接输往日本，大受欢迎，工场成立翌年销售额就达1万日元，后来东京一家大型会社提出作为胜间田工场的独家销售商，每年交易额达“数十万日元”。民国学者黄维新曾撰文介绍胜间田的生产工场，感叹其“醋酸浓度、温度高低、浸时久暂、枧成分多少、煮丝时间、火力强弱与漂水程度”等工艺出色，而国人竟“无出其右者……仅学其皮毛”。

胜间田在海南岛的商业成就引起了日本各方的注意。1925年日本产业协会举办第二届“海外日本人产业功绩者”表彰评选会，该协会成立于1910年，以“奖励产业、推广优良产品与扩展海外贸易”为立会宗旨。日本驻广东领事天羽英二推举胜间田为参评人，其荐词为：“此地邦人在产业上的发展与华北、满洲地区不同，较少依赖日清、日俄两次战胜之余威，全凭独自力量开拓。较之其他地方的产业虽在规模上或有不逮，但就此地情况而言也应属于产业上的功绩者。”经大会评议胜间田顺利当选，成为广东地区仅有的两位获表彰者之一。随着胜间田创办的药行成长为综合性进出口洋行，其经营业务为向海南岛输出药品等日本工业品与向日本国内输入天蚕丝等海南岛原材料，正契合了当时日本对华倾销工业品与掠夺原材料的经济扩张需求，这恐怕是他能获得此次表彰的深层次原因。

另一方面，胜间田也巧妙地利用日本的国家政策以达成其商业目的。1930年，胜间田急需一笔资金以扩大天蚕丝生产工场的规模，“鉴于(台湾)总督府正绞尽脑汁向华南方面开拓事业”，他向“台湾总督”石塚英藏提出贷款请求：“(1)提供5万日元低息贷款作为事业扩张资本；(2)今后十年间每年还款5000日元及利息；(3)若需要可提供贷款担保；(4)扩张带来的年收入中优先偿还贷款及利息，绝不给总督府增加麻烦。”日本驻广东领事须磨弥吉郎亦为其说情。这表明，须磨领事实际上已将胜间田个人的商业利益与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的国策视为一体了。

三、官方媒介：胜间田善作与日本军政机关的关系

海南岛乃中国的南大门，隔琼州海峡北望雷州半岛，往西南连通东南亚，向东径往香港、台湾，扼控南海航道之要冲。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占台湾，作为所谓“南进”基地加以经营，海南岛进而成为其“南进之第一线”，乃进窥华南与南洋的重要跳板。被日本舆论界鼓吹为“南海一角之日本人”的胜间田，发挥其地利优势，充当了日本政府机关实施对琼政策的支点与媒介。

一方面，1939年以前日本外务省并未在海南岛直接设领，此地名义上属日本驻广东领事馆的辖区范围，但由于地理隔绝，长期以来相关事务的处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胜间田。1916年日本商人平田末治从台湾出航，计划盗采西沙群岛的磷矿，途中遭遇风暴漂至海南岛，遂向胜间田洋行求助：“本人如今无法返回 台湾，急需修缮船只与采购食品。”终得到资助。1932年1月日本渔船“丰渔丸”号失事，五名船员被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庆元”号救至海口，胜间田安排收容后，报告日本驻广东领事馆并联络船只送返；1935年7月日本渔船“第十二渔势丸”号在海南岛东南海域失事，遇难船员亦由胜间田协助送返。相关档案显示，两起救援事后胜间田均向广东领事馆提交了垫付的救助费用清单，并收到了补偿款。1936年广西“北海事件”爆发，日商中野顺三被杀，胜间田从法国驻海口领事馆获悉案情后，紧急通报日本驻广东领事馆，随后日本派来军舰并酿成外交冲突，胜间田的通报被日方称为所谓北海事件“第一报”。这样的案例很多，足见胜间田对此类事务的参与已不是偶然性行为，某种程度上已构成某种制度化的机制，俨然扮演起日本外务省驻海南岛“官方代表”的角色。

另一方面，胜间田亦积极协助“台湾总督府”对海南岛的渗透活动。为染指海南岛农矿资源，1918年“台湾总督府”专卖局事务官池田幸甚试图拉拢龙济光、金熔等岛内政要成立一家日资垦矿株式会社，负责居中联络者即为胜间田。1921年4月，为促进台湾与法属印度支那之间航道沿线的贸易，“台湾总督府”指令山下汽船会社开通“海防—基隆命令航路”。该航路每月两回往返基隆、厦门、汕头、香港、海口、北海与海防诸港之间，故海口成为此“命令航路”的中转港，而作为岛上“唯一之日本人洋行”的胜间田洋行，被委任承担海口港的代理业务。1919年7月“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派遣专卖局嘱托村上胜太前来海南岛调查，期间村上遇到言语不通等困难，胜间田亲自引导他考察全岛并进行解说，协助完成了此次调查活动。据“台湾总督府”《官职履历书》的记录，这期间胜间田的官方头衔为“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嘱托”，其自拟的《履历书》亦言：“1919年被任命为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嘱托，1922年辞去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嘱托。”胜间田的嘱托身份与村上在琼调查的时间前后吻合，足证此期间他曾供职于日本殖民机关。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胜间田与日本官方的关系更趋密切，充当了日军侵略海南岛的帮凶。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8月21日胜间田被迫关闭岛上一切业务，逃往台湾。同年12月18日，日本海军某部司令官亲自召见胜间田，提出：“占领海南岛之时，希望阁下出任向导。”1939年2月日军进犯海南岛之际，胜间田亲率二子胜间田正胜、胜间田义久与亲戚胜间田贞治充当日本陆军“案内役”，引导日军登岛。多年来胜间田以商人身份积极参与海口地方公共事务，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关系，海南岛沦陷后他试图利用这层关系协助日军当局实施殖民统治。1939年4月1日，日本海军正式任命胜间田为华南方面舰队嘱托，胜间田受命后，与电灯公司进行沟通，确保日军占领初期的电力供应。他从当时海口地区204家店铺中拉拢20名委员成立所谓“治安维持会”准备会，推动伪政权“琼崖临时政府”的建立，还企图笼络海南岛各界精英投日，如强迫海南文化界名人、海南书局负责人唐品三出面主持伪报纸《海南迅报》，因唐氏逃往广州湾(湛江)而作罢。

1940年4月3日胜间田病死于海口，日本政府特授勋五等瑞宝章以示“褒奖”，其遗留的胜间田洋行各项产业则由其二子胜间田义久、胜间田正胜与亲戚胜间田贞治继续经营。1943年胜间田去世三周年之际，日本海军驻海南特务部总监池田清中将撰文纪念：“日军之所以能顺利地登上海南岛，实为胜间田翁多年辛勤工作的结果。他在海南岛为日本帝国立了大功，现在居住或工作在海南岛的日本臣民应该记住胜间田翁奋斗一生的功勋。”在战时鼓吹侵略的气氛中，胜间田在海南岛的多年活动被日军当局视为“立功”行为加以宣传，这竟为其遗留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为最大限度榨取海南岛的经济资源，1941年日军占领当局炮制了一套“开发”计划：

关于海南岛的物资供给与资源开发问题，目前还在调查当中。不过，随着三井、台拓的积极参与和胜间田产业株式会社的出现，该问题已逐渐具体化。日本对海南岛的进出口业，将由三井物产负责，其他商人的参与，必须在三井的统制下协商进行；为了海南岛住民的福祉，台拓将负责农业等相关开发活动，目前大部分从业者已从日本携带农作物、种子与苗木等物资到达；胜间田会社，是考虑到胜间田善作40年的苦心经营而特许其成立，资本为一百万日元，经营范围包括船只、机械、汽车修理、工业药品、烟草贩卖、清凉饮料水制造与沿海航运。

按照日军对海南岛沦陷区的经济布局，胜间田洋行的进出口业务被剥离，原农场也转让与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但其经营规模与业务范围却明显提升了一个量级，“胜间田产业株式会社”的资本额达“100万日元”，并被扶植为沦陷区经济格局中的三驾马车之一。三井物产属三井财阀，是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贸易的中坚”，七七事变后更是成为“日本军事侵略上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力量”。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乃“台湾总督府”一手创立的半官半民性质“国策会社”，是战时日本掠夺华南经济资源的重要机构。在财力规模、政府背景等方面居于劣势的“胜间田产业株式会社”，其得以设立的原因在于“考虑到胜间田善作氏40年的苦心经营”，可见从日军占领当局的角度看，这既是对胜间田在海南岛多年活动的所谓“嘉奖”，更是对其具有一定经营基础的遗留产业的一种充分再利用。伴随着日军全面侵华并攻入海南岛的新形势，胜间田本人充当了侵琼日军的帮凶，死后其遗留产业亦被纳为日军侵华的经济工具。

余论

综合检视胜间田善作在海南岛四十余年的活动，从赴华动机来看前往海南岛是其追求个人职业发展的自发行为，从实际影响来看其海南岛标本对近代日本生物学界的发展亦未产生直接作用，这似乎体现了身处日本国家影响力相对较小地区的侨民其个体活动“独立”于日本的国家行为的一种潜在发展倾向。胜间田的商业活动契合了当时日本对华倾销工业品与掠夺原材料的经济扩张需求，实现个人事业发展的同时客观上亦推动了日本对华经济扩张国策的实施，其个体活动与日本的国家政策渐趋结合。在日本各机关实施对海南岛政策的过程中，胜间田充当了媒介角色，长期以来积极协助日本外务省与“台湾总督府”处理涉琼事务，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更是直接服务于日军的侵琼作战行动与殖民统治活动。可见，近代以来日本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宏观背景，使在海南岛活动的胜间田的个体性被逐步消解，并最终被统合到日本侵华的历史脉络中。

而这种统合得以实现的原因，除了国家层面上日本官方的推动，还应包括个体层面上的因应。具体而言，首先，从自发趋利的角度，定居海南岛原本是胜间田寻求个人发展的逐利动机与英国罗斯柴尔德博物馆的生物标本需求两者结合的结果；随着其活动的深入，他利用当时先进工业国日本与落后农业国中国之间的经济格差，涉足商业领域以实现更大个人利益，这与当时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的国策产生了共鸣，他进而寻求日本官方的支持，这体现了个体活动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相辅相成”的一面。其次，从主动配合的角度，胜间田协助日本机关处理涉琼事务并在日军侵入海南岛后充当帮凶，这些行为并非出于纯粹的经济动机，仅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恐怕难以解释，似乎更明显地体现了胜间田作为“日本人”对“日本国家”的对华政策予以配合的一种主动性。这种非利益驱动的主动性，客观上有利于日本军政当局动员在华侨民参与其对华扩张活动，包括军事侵略。据张传宇的个案研究，日军占领广州后日本居留民群体的商业活动在呈现“全面繁荣”局面的同时，亦具有依附于日军的特点。日本学者小林元裕亦指出：“在中日战争下滞留天津的日本居留民，以与日本本国不同的形式扮演了‘后方’的角色。”

针对沦陷时期日本军政机关与日本侨民等不同利益主体的互动关系，刘峰曾形象地指出，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统治集团中存在着“自治派”与“统制派”的派系区分，与“九一八”事变后从日本国内调来的“主张采取中央集权、统制主义的方法来实施侵略”的“统制派”不同，“自治派”主要包括“‘九一八’事变以前便已凭借各类不平等条约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人及其支持者”，他们主张通过“‘以满制满’、自治主义等手段来实施侵略”。两派在侵略主义的思想与政策上是统一的，但在具体政策的制定、推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摩擦与争斗。从日军占领当局对胜间田遗留产业的处置来看，原胜间田洋行的进出口与农场等业务虽被剥离，但其经营规模与业务范围却得到扶植与扩充，日军占领当局制定的经济榨取政策，恰正处于其与日本侨民两方利益的叠合范围内。可见相关政策的形成，应是在保全与利用侨民家族产业的前提下进行调适的结果。这似乎可以提示我们，探讨沦陷时期日本殖民侵略统治政策的制定与推行等问题时，或有必要将在华日侨个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亦纳入考察范围。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春季号，作者叶磊，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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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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